失信的美联储

　　作者： 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

　　硅谷银行倒闭的余震虽然似乎有所消退，但其实仍在世界各地回荡。尽管一众美联储官员竭力向公众保证美国银行系统是健全的，可是没人有足够理由去相信他们。毕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3月该银行倒闭前几天也曾对国会说过同样的话。

　　随后几周，有报道称，2010年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所大力吹捧的压力测试并没有预见到，美联储积极加息所导致的政府债券价值下降。美国学者Erica Jiang及其合著者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全部银行的资产市值平均下降了10%”，而“排名倒数5%的银行则遭遇了20%的下降”。

　　虽然美国总统拜登承诺要追究硅谷银行倒闭事件的相关责任人，但我们对这类承诺也应抱以有益的怀疑态度，毕竟由他担任副总统的奥巴马政府也从未追究任何银行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责任。

　　各监管机构，包括美联储，都未能保证银行系统的安全。银行因信任而存在：储户需要确信他们可以随时提取自己的钱。事情也一直都是这样运作的，而变化的则是如今只需花一纳秒就可以在网上轻松支取数十亿现金。

　　即使存在一丝无法取回资金的危险，也足以让理性的人提走未投保的资金，甚至是已投保的金额，如果存在延迟取款的风险。其结果就是当一家银行倒闭时，留下背锅的就是那些没有留意这一事件的人，或是许多未能使用数字银行服务的年长客户。

　　现状是，成熟老练的存款者会利用中介机构进行监管套利，并确保他们的所有存款都有保险，或者随时准备在收到风声后当即提取超出保险金额的资金，这可不是银行系统的运行之道。为了确保该行业的稳定，政策制定者必须建立全面的存款保险，而保费则由存款人根据他们获取的利益及其所构成的系统性风险来支付。除非能做到这一点，否则银行系统仍会是脆弱的。

　　作为负责监管硅谷银行的政府机构的负责人，鲍威尔对导致硅谷银行倒闭的监督失误负有责任。与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规模抵押贷款欺诈不同（其广泛程度在历经多年海量诉讼和其他法律行动中才逐渐清晰），硅谷银行的贷款操作看似相当合理。

　　当然，即使是好的贷款操作也会在重大经济衰退中变质，当这么多钱被存放在没有保险的低息账户中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去怀疑其中涉及某些不靠谱的活动。但硅谷银行的问题其实更为浅显，任何负责任的银行监管机构都应当采取行动，特别是当监管机构成为风险的制造者之时。

　　银行一直都在实施把短期存款变成长期投资的期限转换行为。虽然这个过程本身存在风险，但如果纳税人会直接或间接地承担下行风险，银行往往会被诱惑去拿储户的钱赌一把。这就是硅谷银行的所作所为：它将一些客户的存款投资于看似安全的长期证券，打赌长期利率不会上升。监管者不应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而是应该在出现这类情况时，将其作为压力测试的核心部分。

　　然而美联储却放任了这种情况发生，并且因为忽视利率上升在触发金融部门脆弱性方面的作用，而削弱了自身压力测试的效用。除了这些监察上的错误之外，在硅谷银行崩溃之前还出现了监管失误，因为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放松了对硅谷银行等银行的监管，认为这些银行只有区域经济意义而不具备系统重要性。

　　大多数人没有能力、资源或渠道获得评估银行健全性所需的信息。这种评估是一种基础公共产品，因此也是政府的责任。如果一家银行能接收公众的钱，公众就应该有信心它能偿还这些钱。而美国政府，特别是美联储，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正如其他独立中央银行一样，美联储一直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信誉。失去信誉的风险被认为是美联储去年加息的原因，而其加息幅度又远远超出了将2008年后超低利率正常化的范围。但由于未能认识到快速加息所带来的风险，以及持续十多年的近零利率如何加剧了这些风险，美联储破坏了自身的信誉，这正是其试图避免的结果。

　　更糟糕的是，加息反映了美联储对通胀来源的误判，通胀主要是由与新冠疫情及俄乌冲突相关的供给侧冲击和需求转变所驱动的。导致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住房短缺引起的租金上涨，而更高的利率会加剧这种状况。同时美联储的通货紧缩战略可能导致非裔美国人的青年失业率跃升至20%以上，给这个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留下长期的伤痕。

　　目前来看，美联储及其主席在各方面都失去了自身信誉。当前的危机暴露了美联储未能解决促成2008年危机的治理问题。其中一个佐证就是，硅谷银行CEO贝克尔竟然列席了本应监督其银行的地区美联储的董事会。

　　硅谷银行倒闭所引发的仍在酝酿中的金融动荡是否会演变成更深层次的危机，还有待观察，但投资者和储户没有理由相信美联储所谓这种事件不会发生的保证。只有对存款保险、治理、监管结构和监督实施有意义的改革，才能恢复各界对银行的信心和美联储的公信力。

　　（作者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国际企业税改革独立委员会成员。版权：辛迪加）